今年是著名国画家、艺术教育家苏葆桢教授逝世20周年，为了缅怀先生的业绩，我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追索过去被尘封的记忆。

　　那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人为的困难时期。当时的四川省委委托重庆市委组织在渝的老一辈画家，集中在四川美院为北京人大会堂四川厅创作一批书画，苏葆桢先生应邀参与，时间达数月之久。

　　当时先生的画室，就在我教研室隔壁，平时不敢冒进，一是怕打扰先生作画的情思；二是出于自微，毕竟有一个年龄和学识上的差距。偶尔在校园有所面晤,也只是请安问好。待先生休闲时，也积极讨教、求知，看过先生的华章，从心底深处发出一种高山仰止的敬重。

　　后来在文代会上，美协集会或国画院聚集，接触较多，了解也较前深入。对先生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我不敢为先生造像。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阿弥陀佛”的人。温容而尔雅，在善思中又带精微，在儒风中又显高洁，是一位典型的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爱国、敬业，以毕生的精力付之纸绢，以毕生的精力催生桃李，愿作春泥更护花。

　　实至名归，先生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首先是他尊重传统，学习传统，发展传统，曾全面地探讨过中国花鸟画遗产。1939年（23岁）有幸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得徐悲鸿、张书旂、付抱石、陈之佛、吴作人名家的指点。当时中大名声鼎沸、誉震华夏。不少有志青年望而却步，而先生却以先天的才华，挤进这座艺术殿堂。五年的学习，先生不带任何偏见和个人好恶，对中西绘画作过系统的、科学的掌握，具有坚实的写生、创作能力。

依我看来，先生的花鸟画远师清末民初的任伯年，近学张书旂，可算张氏的第一代传人。特别对张氏的“撞粉法”继承有素，底蕴俱全。 我有幸读过先生六十年代的白描。无论线的运用，力度、表现力都是精到的。

　　他的这批工笔花卉，是一种以刻画存真为主的客观再现性的绘画，其功力就在于形象的逼真与线条的生动，没有这种写实功夫，后期的写意就不能达到极致。先工后写这是一个画家治艺的必由之路。两者相互促进、相到渗透，这就是中国画的辩证法。

　　无论是先生的工笔、写意，都是在写实基础上追求神韵的表达，在注重白描的同时也运用西画素描技法。在讲究笔墨的同时，又融合了西画色彩的优良。他的画，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了形神兼备、墨彩交辉的效果。

　　先生擅长画葡萄，无论是水墨、彩色，是架上的，蓝子的都画得来生动、真实。在娴熟中求生涩，在浓淡中显阴阳，充分地表现出葡萄这种经济植物的美感：珠圆玉润，丰盛充盈。

　　先生的画不狂不怪，不玩弄笔墨、不装腔作势、不故作惊人，而是平和冲淡。他总是以一个文人画家的中庸心志，去认识审美的客体，表现自然。他的画与他的人一样，易于接近。难怪前人说过：“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是也。

　　花鸟画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引起了画家和评论家的关注。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多数坚持花鸟画家必须深入生活，先生身体力行，带头垂范，不远千里，去川西体验生活，对菜花写生，对蜂箱留影，对绿竹取性。经过一番慎密的形象思维与笔墨表现，《川西三月》应运而生。这幅作品一扫陈旧花鸟画的冷逸、零落，以崭新的笔墨，明快的色彩、立幅的构图，表现了当代农村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祥和，算是先生这一时期的力作，代表了先生在花鸟画创作中的阶段里程。

　　学习传统和深入生活，是艺术成功的必由之路，先生一生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

　　先生虽然离世，但他的精神却永远与你我同在。

 

 

撰稿人：四川学美术学院教授 禾 子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