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中国画教学
万新华副研究员
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

　　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被习惯称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以致人们往往忽略了其办学的性质和宗旨。正如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教学任务一样，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各级中等学校培养美术师资，而非习惯思维下的专业美术创作人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其发展脉络得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
　　1906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制3年半—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个新型高等美术师范系科，学制三年半，课程设置有教育学、英语、日语、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业务课以图画手工为正科、音乐为副科，学习内容几乎包括各种绘画形式。1911年冬，停办。
　　1916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学制3年；1918年改称工
艺专修科。
　　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人东南大学教育学院，设工艺专修科。
　　1924年，东南大学教育学院工艺专修科独立，成立江苏省立艺术专科学
校。
　　1927年4月，江苏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并人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改称艺术教育专修科，分国画、音乐、手工三组，学制2-3年。
　　1928年5月，由第四中山大学改名而来的江苏大学再次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设艺术专修科，第一届学生由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艺术专修科转来。
　　1929年，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改学制为4年，增设西画组，徐悲鸿（1895-1953）主任西画组，吕凤子（1886-1959)主任国画组。
　　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工艺组停办，设国画、西画、音乐三组，学制4年。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国画、西画”合为绘画组，仍有音乐组，学制4年（抗战爆发后西迁，1937年12月在重庆沙坪坝复课）。
　　1938年8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学制3年，有绘画组，音乐组暂未招生。
　　1941年10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学制5年，有绘画组、音乐组。
　　此后，保持至1949年。1945年7月，增设艺术学部；1946年8月，经中央大学行政会议通过，师范学院系科调整，仍设艺术学系。（1）
　　如今，人们在习惯论述中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性质阐述得比较模糊，似乎都众口一词地将其视为一般的美术教育，但从其历史沿革来看，理应表述为美术师范教育。早在1936年，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育设置方针就被清楚地定位为：
　　“甲、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材；乙、养成中学及师范学校之各种艺术师资；丙、养成艺术批评及宣传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3)
　　诚然，1928年2月，在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1868-1940)的支持下，徐悲鸿开始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3)赋予其贯彻和推行写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舞台。特别是1932年8月，罗家伦（1897-1969) 执掌国立中央大学后，在尊重人才、尊重学术的氛围中，徐悲鸿因与罗家伦校长密切的私人关系，得到了重视和关照，特别在人才引进、课程设置、艺术取向等方面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4)在一定程度上，1930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美术教育已初步体现出徐悲鸿的教学思想。然而，由于社会风气、学制以及个人兴趣等诸多问题，徐悲鸿的美术教育设计方案未能全面展开。具体至中国画教学模式，似乎更是无从谈起。
　　我们简单列出徐悲鸿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期间的若干活动：
　　1928年3月一1932年12月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教授
　　1928年10月一1929年1月兼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长
　　1930年2月兼任上海中国文艺学院绘画科教授
　　1933年1月一1934年8月奔赴欧洲举办中国画展
　　1935年一1936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授、主任
　　1936年5月前往广西、香港等地 (5)
　　1938年7月一1942年6月离开重庆，经广西、香港等地，游走新加坡、印度
　　1942年8月后筹备、主持中国美术学院，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教授
　　1946年8月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校长、
　　我们再列出徐悲鸿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期间的历任科系负责人：
　　1929年李毅士（1886-1942)
　　1930年汪采白（1886-1940),
　　1931年一1934年唐学咏(1900-1991)
　　1935年一1936年5月徐悲鸿
　　1937年一1939年吕斯百（1905-1973)（代理）
　　1940年一1948年吕斯百
　　从上列内容中不难发现，徐悲鸿于1930年代围绕国立中央大学美术教学的活动并不十分集中，尽管他的一系列教学理念随着其主任油画科而在油画教学中得到有效的落实，但在中国画教学中实施得如何颇有值得深人讨论的空间。有资料表明，徐悲鸿在1930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更多倾力于油画教学，亲自主讲素描、油画、构图、习作等课程，(6)并未对中国画教学发挥特别的影响力。这可以从相关毕业生的绘画风格得以充分印证。那时，中国画教授张书旂(1900-1957)的花鸟画影响了一批学生，如后执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梁邦楚（1913-1996) (1935届）、任职于南京市书画院的赵良翰(1910-1986) (1935届）、张正吟（1912-1995) (1937届）等人以写意花鸟为擅长，笔墨造型皆从张书旂而来，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的杨建侯（1910-1993) (1935届）早期花鸟也保持着张书旂风尚。而一度执教于正则艺术专科学校的谢孝思（1905-2008) (1933届）则颇有吕凤子、汪采白遗风。可以说，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中国画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兼容并包的，还没有出现后人所谓的徐悲鸿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陈振濂在讨论当年高剑父（1879-1951)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时曾言及国立中央大学的中国画风气受日本绘画的影响，尽管所论间题与事实有些出人，但这一细节至少能说明1930年代国立中央大学中国画教学的一个生动侧面。（7）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徐悲鸿长期执教国立中央大学，对当时美术教育、美术风格的转变起到了重要影响。众所周知，留学法国的徐悲鸿崇尚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主张美术必须求真务实，倡导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美术，并将法国学院式的教学模式“移植”至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教学中。如果从油画教学的角度来说，徐悲鸿的教学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教学中不遗余力地实施素描第一，以求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教学原则。即使是在杭战的艰难条件下，他仍要求学生们锤炼素描的基本功，坚持模特儿、静物的写生。”（8)但客观地说，徐悲鸿的这种美术教学模式也仅是当年多元化状态下的一例。
　　抗日战争爆发，使得在长期以来西画运动中关于“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重表现和重写实”之争暂时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在艺术科学的口号下，写实主义画风逐渐占据主流，即如徐悲鸿所感叹的“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9）。为此，徐悲鸿着实兴奋不已：“抗战改变吾人一切观念，审美观念在中国而得无限止之开拓。当日束缚吾人之一切成见，既已扫除，于初尚仿徨，今则坦然接受，无所顾忌者，写实主义是也。……战争兼能扫荡艺魔，诚为可喜，不佞目击其亡，尤感痛快。”(10)他乐观地相信，“吾国传统之自然主义有继长增高的希望”，（11）写实主义在“此后二十年中，必有灿烂之天花，在吾人眼前涌现”。(12)在时代的召唤下，以西画的写实精神来改造中国画得以充分落实于当时大多数中国画家的创作实践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潮流。1943年11月，徐悲鸿为《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作序时对师生们提出了殷切希望：
　　艺术家之天职，至少须忠实述其观察所得；否则罪同撒谎，为真赏所谴！故任何地域之人，能忠实写其所居地域景色、物产、生活，即已完成其高贵之任务一部。此乃大前提，攸关吾艺术品格！倘不此之图，而斤斤焉于一般俗见，或因功利而修改其宗旨，即举世为之，不佞不为也！〔13）
诚然，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是徐悲鸿多年的艺术理想，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他实现理想提供了难得的时空契机。此时，他个人的艺术好尚与社会的现实需求完全交融于一体。黄宗贤在其著作《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中认为：“他不仅自己在创作中加快了中西融会的步子，……而且还大张旗鼓地把西画的写生法融入中国画教学之中，建构中西融合的中国画教学体系。”(14)需要补充的是，1941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5年学制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为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显示，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绘画组的一、二年级集中教学，三、四、五年级分西画、国画组施教，请看经教育部审定通过的课程设置表：（15）

一年级

二年级

国画组三年级

国画级四年级

国画组五年级

　　1942年2月12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专门申诉了详细的理由：
唯查素描、油画、国画、风景静物、图案等学科，为艺术学系之主要课目，且需长期训练，始能纯熟，复得实益。前呈课目表，拟经该系全体教授根据各教课目之内容及需要最低限度之时间慎重拟订。所订学分数实难再事减少，为此理合备文呈明。……查该系课程拟订系合全体教授专经10余年之经验镇重拟ZT...…查敝系一、二年级素描每周9,1、时（半年4.5学分，全年9学分），三年级实像模写及素描、油画每周15,J、时（半年了．5学分，全年15学分），四、五年级油画及国画每周15,1、时（半年7.5学分，全年15学分），图案每周3小时（半年3学分，全年6学分），风景静物每周31卜时（半年3学分，全年6学分），系依照艺术最低限度之学习时间而支配，否则即失去各科目之意义与作用。(16)
这份课程设置表，可以揭示出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绘画组的若干细节，其间能反映出徐悲鸿的教学观念。—当然，这种五年制的方案后来被沿用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但不同的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专门培养美术创作人才，更有利于徐悲鸿美术教学方案的具体落实。(17）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是贯穿始终的，这显然与其师范性质所决定的。一年级基本学习素描，主要是教育学、文化理论科目，二年级以专业课为主，所谓“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18）得到充分贯彻，体现出素描优先的教学思路。国画组三年级基本处于过渡阶段，实像模写继续进行，而色彩、风景静物等属于西画教学内容的课程列为选修，国画组四、五年级以传统的中国画教学内容为主，诗文、书画、篆刻皆列为必修课程，学分比例大幅提高。可以说，这与传统的中国画教学模式并无太大的差异。尽管，素描服务于造型训练的精神得以强调，但并不完全影响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素描是掌握造型基础和造型规律的一种手段，而非创作方法，亦如徐悲鸿自己所言：
两年极严格之素描仅能达到观察描写造物之静态，而捕捉其动态，尚须以积久之功力，方克完成。此三年专科中，须学到十种动物，十种翎毛，十种花卉，十种树木以及界画。使一好学深思之土，具有中人以上秉赋，则出学校，定可自觅途径，知所努力。而应付方圆曲直万象之工具已备，对任何人物、风景、动植物及建筑不感束手。新中国画至少人物必具神情，山水须辫地域，而宗派门户，则在其次也。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者，理宜如是也。(19)对此，长期负责教学工作的吕斯百在《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表述得十分恰当：我们开始接受徐先生的教育，就是“非天才主义”的教育。徐先生在学生时代自己是忍苦主义者，他到中大施教，原则很简单，就是：“若要工夫深，铁杆磨成针。”自然徐先生奋斗的精神、实足以感情愚鲁，而警惕天才的。至于本系同学，无论已毕业与未毕业，在技巧上的修养，即或稍有成就，未尝敢自夸自大。“学无止境”、“好学不倦”，这是为学精神的维系与传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