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到
          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

　　1911年，两江师范毕业生沈启侨被派往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专科任教；姜丹书被派往杭州浙江师范学堂接替日本教师图画手工课程教席，并任系主任；吕凤子则辗转于全国各地从事艺术教育。他们将图画、手工、制图教育的课程播向了全国各地，开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之先河，功莫大焉。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两江师范学堂停办。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916年，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恢复图画手工科教学；1918年图画手工科改为工艺专修科；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设工艺专修科；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工艺专修科独立，成立江苏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27年4月，江苏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入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改称艺术教育专修科，分国画、音乐、手工三组。（详情见表1)
1928年5月，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旋即改为中央大学，内设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1938年8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名为师范学院，艺术科改称“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学制3年。此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科名称、学制几经变化，但是中国艺术教育造端意义未失。（详情见表2)。

（表1）从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到国立中央大学师范院艺术教育专修科

 （表2）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科名称沿革情况简表

 　　1943年3月15日，徐悲鸿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说：“南京之高等师范，所设之艺术科，今日中央大学艺术系之先代也。”（7）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是当时国内最高艺术学府。图画手工教育直至后来的工艺教育、手工教育，转而融人到中、小学图画手工教育之中，绘画教育逐渐成为高等学院艺术专业方向，这与张之洞当年“劝工之道”的初衷渐相分离。
二、艺术师资的集聚之地
       由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教育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工艺教育，发展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的绘画教育，中国的艺术教育从绘画、制图、手工并重的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到纯绘画艺术教育，是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将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课程结构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课程结构作一比较，则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图画课程有：中国画、西洋画，手工课（包括各种工艺美术）。其中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每周42课时，每日7课时。图画课目有素描、水彩画、油画、用器画、图案画、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等。手工课目教授各种纸类细工、绳类细工、粘土工、石膏工、竹工、木工、漆工、金工等，与清农工商部工艺局纹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纸工、料工、铁工、画漆、图画等12科课目相似。音乐课目有乐典、风琴、钢琴、唱歌等。
由于聘请欧洲如德国教师费用昂贵，聘请日本教习，具有费用省、路途近、文字语言文化接近的优点。两江师范学堂遂派员赴日本考察，为图画手工科延聘了日本人菊池谦二郎担任总教习，松本孝次郎担任总教授。两江师范学堂除中国画及音乐课程以外，主要课程科目均由日本教员任教，开设课目基本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教学模式。（详情见表3)

（表3）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聘请中、日教习情况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建立以后，中国人才已有累积，因而一改两江师范聘请日籍教习的做法，广延海内名师，聘请本国留法、留日学成回国的艺术家来校任教—李毅士、徐悲鸿、潘玉良、陈之佛等人先后辞去在上海的教职，应聘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艺术系科教授阵容日渐强大，中西绘画类课程亦得以细化，并增设教育学课程。与此相对，各种手工材料课程则大部删除，仅存劳作课一门。1928年9月，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演讲，首次提出坚持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写实精神的艺术教育主张。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育设置方针为：“甲、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乙、养成中学及师范学校师资；丙、养成艺术批评及宣传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8)
据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3级学生袁振藻回忆：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艺术系主要课程有素描、水彩、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油画、图案；教学以绘画课程为主。黄显之先生教一年级素描，陈志华先生教一年级水彩，徐悲鸿先生教二年级人体，秦宣夫先生讲授西方美术史，吕斯百先生教油画，陈之佛先生教图案，傅抱石先生讲授中国美术史。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课程重视绘画与艺术史、教育学课程，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教学模式占主导地位，辅以日本美术教育方法，构成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课程特色，成为国内新式美术教育的典范。
1944年3月25日，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序》）中说：“中国自有新教育，即有中央大学艺术学系。”（9）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当时中国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师资建设，人才引进，课程设置备受全国艺林瞩目。建系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央大学艺术学系有学院派、古典派和新派的种种议论。对于这些门派之见，1943年，吕斯百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发表《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一文，论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与学院派、古典派、新派的关系时说：“本系平时注重基础的培养，顺个性的发展，无所谓派，更无派别。唯其我们严格地采取学术的立场，无门户之见，所以能融全国各家各派于一炉。过去我们聘请教授，没有放过一位艺坛巨挚，吕凤子先生、汪采白先生、高剑父先生、潘玉良先生、张大千先生（曾一度讲学）、张书拚先生、唐学泳先生、马思聪先生、庞薰朵先生等，力量何等雄厚。至今学生融会贯通，各尽其长，影响所及，能不感激。至于现任教授，徐悲鸿先生、陈之佛先生、吴作人先生（在假）、黄君壁先生、傅抱石先生、黄显之先生、李瑞年先生、谢稚柳先生、许士iA先生、费成武先生、周崇淑先生、王孝存先生、何作良先生。助教：曾宪七先生、艾中信先生、倪则和先生、康寿山先生，更用不到介绍。他们到中央大学不是为束薪，而是为了学术上的共鸣。”(10)以上教授名单中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生有吕凤子、汪采白等人；张大千是曾农髯与李瑞清的弟子；留学日本的教授有陈之佛、傅抱石、高剑父、汪采白等人；留学法国的教授有徐悲鸿、吴作人、黄显之、吕斯百，潘玉良、李瑞年、许士骥等人，一时群贤毕至，济济一堂，使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彼时中国美术高等教育的重镇。（详情见表4）

（表4）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学院艺术系科师资概况

　　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一时之间名师荟萃，形成了当时中国艺术教育最为完备的师资队伍。而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国的民生与工艺遭到了巨大破坏。由于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家们的艰苦努力，艺术系教学与师资力量不仅得以保留，还得到了发展，以留法教授为主的西画教学，以留日教授为主的中国画、图案画教学体系日渐形成，以绘画为主，以音乐为铺的教学结构日趋完备。同时，在极其困难的战争年代，选拔留校了一批青年教师，保证了艺术教育事业后继有人。
三、艺为人生的教育情怀
       李瑞清先生是中国高等学校设艺术学科的创始人，擅长书法绘画，亲自讲授中国画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艺术教育师资，吕凤子、汪采白、吴概亭、姜丹书、张大千等皆出其门下。李瑞清先生视教育如生命，视学生如子弟，鼓励学生自觉、自立、自强，在课堂教学以外，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增加学生课外的实践机会，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为人洁身自好，史称其人品格为“士中之秀，仕中之康”者，其博大崇高的教育家情怀受到广大师生的普遍爱戴与尊敬。
       国立中央大学建立以后，中国艺术教育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回顾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四川的二十二年，历经战乱而艺术人才辈出，可谓是群星璀璨。这样的艺术成就是与徐悲鸿慧眼识珠，破格提拔人才的一贯作风分不开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作为艺术教育家，徐悲鸿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爱生如子，创造机遇，积极推荐优秀艺术青年，创造出国留学深造机会，为国家培养美术创作与艺术教育的领军人才；2、不为学历文凭限制，破格录用杰出美术青年为国立中央大学助教，提高教师队伍的艺术创作水平。3、在百忙之中做到有信必复，有求必应，冲破世俗藩篱，允许优秀美术青年以旁听生身份人校听课，再行录取培养，做到有教无类，冲破了考试制度的限制，扩大了艺术教育的影响力。在现代艺术教育史上，   徐悲鸿先生桃李盈门，硕果累累，留下了诸多艺坛佳话。
       徐悲鸿初到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时，约美术青年王临乙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读书，并且供应其生活费用。1928年7月徐悲鸿到福建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时，建议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用官费，派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学生吕斯百、王临乙赴法国留学。此事引起福建省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以至黄孟圭罢官，吕斯百、王临乙得以去法国里昂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吕斯百回国以后，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历任教授、代理系主任、系主任十多年，成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事业的领军人物。徐悲鸿还推荐了四川青年画家蒋兆和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任教，并安排蒋兆和在其画室兼书房住宿。徐悲鸿在福建结识了集美中学美术教师张书旅，赏识其艺术才华，毅然聘请张书旂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专修科助教。当年上海南国艺专学生吴作人、吕霞光、刘艺斯追随徐悲鸿先生，到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当旁听生。吴作人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在《南国周刊》发表第一幅作品《和平神下的战舰》，校方以取消旁听生为借口，勒令吴作人、吕霞光、刘艺斯限期离校。在徐悲鸿等人的帮助下，吴作人、吕霞光、刘艺斯赴法国留学。吴作人考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油画工作室，后来得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庚款助学金”名额，转人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巴斯天教授工作室”学习。吴作人回国以后，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教育部终身教授，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1929年，黄养辉携带所画素描习作拜访徐悲鸿，徐悲鸿认为其素描精确稳练，已经有大学一年级程度，约其下学期开学时到校上课。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学生顾了然，引见美术青年杨赞楠（杨建侯）携画拜见徐悲鸿，徐悲鸿对杨赞楠的习作甚感满意，当即留杨赞楠作为旁听生人校学习，经考试成为在籍学生。杨赞楠毕生从事艺术教育与绘画创作，成为卓有建树的中国画家、美术教授。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许多旁听生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人才。
       不避子侄，形同父子，师生之间保持终生的信任与友谊，学生们自觉地追随老师，以老师为人生的楷模，是两江师　　范学堂与国立中央大学的一贯作风与传统。老师对学生赏识有加，有知遇之恩，学生对老师的师德风范铭刻在心，转化成为对艺术事业的不懈追求。徐悲鸿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中国又一代艺术学子。以至于学生们自觉的团结在徐悲鸿的旗帜下，树立了坚定明确的人生目标。为中国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事业奋斗终生。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1944届毕业生陈志华先生在85岁高龄出版文集时，在文集扉页写道：“我的恩师颜文墚、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能磨灭，他们的道德学问激励我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经受了八年抗战的生死考验。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置生死于度外，不仅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还积极投身抗战前线，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抗日战争与民族灾难的作品，载人了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美术史册。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与上海美专等请愿同学3000余人，举行请愿示威，逼迫蒋介石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礼堂前接见学生。1932年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兆和先生当时在上海任教，积极投身抗日，为抗日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画油画肖像，印刷数万张，帖遍街头，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1934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教授潘玉良举办“支援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捐赠玉佛像，田汉撰写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潘玉良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发表讲话，谴责一些人在抗战时期，远离现实，话多画少。激励艺术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战烽火中，徐悲鸿多次画雄狮以象征中华民族，用象征性的手法，抒发画家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愤慨与对民族危亡的忧虑。1934年画《新生命活跃起来》，画雄狮飞跃于山颠，题“甲戌岁闲，危亡益及，愤气塞胸，写此自遣”（12）。1938年画《负伤之狮》抒发国难之时对国土沦丧，军民伤亡的忧怀。1939年徐悲鸿客居新加坡作《侧目》之狮，画雄狮怒目凝视张开血盆大口的毒蛇，对日寇的暴行表现出毫无畏惧的迎战神情。1942年创作大幅国画《会师东京》，怒吼的群狮代表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队会师在日本富士山顶，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了必定胜的信心。
      1937年8月14日起，日寇飞机轰炸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被炸毁。9月23日教育部准令学校西迁人蜀，以保护民族教育的生机。艺术科师生投身抗战前线，在抗战烽火中以手中的画笔为武器，肩负起民族大义的重任。吕斯百创作油画《炸后》，描写重庆迭遭日寇飞机大轰炸的惨状。1938年，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讲师吴作人组织战地写生团，与孙宗慰、陈晓南、沙季同、林家旅等人一起赴演川、商丘等五战区前线阵地写生，收集素材，反映抗战实况宣传抗日。1940年8月20日，日寇轰炸机狂轰滥炸山城重庆，吴作人目睹惨状，以手中的画笔，画下了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山城的悲惨景像，画成油画《重庆大轰炸》赴美国展出，抗议日军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滔天罪行。1939年至1942年之间，徐悲鸿、宋步云等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将历次筹贩画展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用于抗战与贩济灾民，表现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艺术家的民族责任感与良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张安治创作油画《后界射日》，以中国的历史典故，寓意“开射九日，杭日必胜”的坚定信心，鼓舞中外航空健儿奋勇抗敌。该画在贵阳展览时由中国航空学院收藏，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幅重要的油画作品。蒋兆和目睹日寇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于1943年9月创作巨幅中国画长卷《流民图》，同年10月29日在北平文庙展出，作品表现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难民群像，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作品高超的现实主义写实画法，在中国人物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国立中央大学要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并由此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新学风。1943年，吕斯百在《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