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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随时代艺为人生—徐悲鸿的学生们艺术文献集小引

 

    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历史悠久的中国绘画也发生了划时代的演变。在应对时代的变化中,画界的各家各派做出了取向不同的选择。其中引西润中的融合派面貌最新影响也更大。在融合派中,徐悲鸿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画家、热心公益的美术活动家,更是一位出色的美术教育家。他毕生“独持己见,一意孤行”,讴歌民族精神,倡扬写实主义,全力培育美术英才。他的教育生涯,除去20年代短暂的北大美术学院,主要集中在30年代至40年代中叶的国立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的北平艺专和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各个时期培养的学生,都成为了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美术承前启后的重要力量。

    新时期以来,对近代艺术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大师和画派,也有些概论式的美术教育史著作,但很少有人把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结合起来,把大师与弟子联系起来,再把他们还原到历史环境中去,以丰富的材料、鲜活的生命,从历史的足迹中,把握时代的脉搏、观察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思考艺术在传承中的发展、探讨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的互动。可喜的是中国国家画院所编《艺为人生—徐悲鸿的学生们艺术文献集》,以文献集的形式,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为推进现当代的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深人思考的系统和丰富的资料。

一代大师徐悲鸿的弟子和私淑者很多,也不是每一位或他们的家属都愿意以这种文献集的方式进人历史。难得的是,张晨先生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奔走联络,终于得到了受教于不同时期又分别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学生或家属的支持,使本书编人了大量不易于见到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编人本书的徐悲鸿学生中,最大的是陈晓南,比徐悲鸿小13岁,1931年人国立中央大学旁听;最小的哈琼文比徐悲鸿小30岁,1945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徐悲鸿的学生。

    徐悲鸿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任教的国立中央大学原设于南京,抗日战争期间迁往重庆,光复以后迁回南京,1946年徐悲鸿又北上执掌国立北平艺专,接着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非常关心他的学生,为他们推荐工作。这些学生有不少相继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首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有的留在南京;也有的服务于上海和四川等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些人绝大部分出生于推翻帝制以后,青少年时代经历了抗日救亡,中年以后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健在者更以老骥伏枥的精神进人了新世纪。

    编人本书的25名画家,都汇集了他们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图文并茂,有年表、有图片。图片中,有师生合影、悲鸿先生题诗题词、人学证书、毕业证书、工作证照、聘任书、战地写生通行证、自办刊物、生活照、学习照、写生照、展览照、展览海报、创作草图、获奖证书、军功证书、家信,还有画展目录、师友通信、名人书法题词、自传片段、教学讲稿、著作原稿、蒙冤人狱判决书、撤销原判证书。不少的作品都由家属收藏不曾问世。而上述年表图片文献资料,都由本人或家属提供或审定,因此属于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文献集以生动、具体而丰饶的资料表明:徐悲鸿的学生们,在中国近百年来,无不以画笔先后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中,为民族文脉的传承、时代精神的弘扬、民族艺术的复兴,坚持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发扬了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其中有两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投身艺术不只是为了兴趣,也不停留于个人审美,更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民族的兴亡与祖国的振兴。在政治思维主导艺术创作的岁月中,他们是怀着真情实感去讴歌时代的,因此即使受到一时的冤屈与不公,也无怨无悔,作品的艺术魅力依然不减。二是他们走融合中西的路子,坚持写实主义的方向,自觉在艺术个性中灌注民族精神与时代气息。他们虽然分别以油画家、中国画画家、版画家、宣传画家闻名于世,但无不具有坚实的素描与速写功夫,而且兼长多种画科。既包括现代形态的画种,也包括传统形态的艺术:油画、水彩、版画、水粉、宣传画、漫画、雕塑、工艺设计、中国画、书法、篆刻乃至剪纸。正是打通中西与跨越画种,使他们的艺术根基深厚,融会贯通,既发展了不同美术品种的表现力,又能因时因地的发挥不同美术品种独特作用。他们与满足于专擅某科的一些当代画家不同,有着更大的胸怀。这说明他们继承了徐悲鸿的传统,不是以当职业画家为满足,而是以实现人文关怀为依归。

    在阅读本书时还可以发现,徐悲鸿的学生尽管受悲鸿的言传身教为多,传承发展了悲鸿的画风,但同时也接受了同样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高剑父、吕凤子、汪采白、潘玉良、陈之佛、张大千、吕斯百、李瑞年的教诲。因此在融合中西的写实作风的油画、国画之外,也在不同程度上传承和发展了借古开今的工笔画风和写意画风。这说明徐悲鸿作育英才,并无门户之见,也似乎没有建立徐悲鸿学派的初衷,正如他高度欣赏和延聘循古出新的齐白石、张大千任教一样,完全是为了民族艺术多途径的复兴。尽管他在光复以后,与北平艺专几位教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在本质上徐悲鸿是支持借古开今的传统派的。

    对徐悲鸿学生们的生平和艺术的梳理和研究,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有利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推动21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但这种工作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下子就大见成效而引人瞩目的,而是扎扎实实的,甚至默默无闻又有相当难度的。但这种挖掘和抢救第一手资料的工作,对于在深人历史情境中去知人论世地研究20世纪的美术史,从事实和作品引出实在的智慧而不是空泛的结论,在人心浮躁学风空疏的条件下,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尽管本书似乎述而不作,但反而留给了不易收集资料的学者以超越时风地深人研究的条件。

                                中央美术学院   薛永年 教授                                    

                                 2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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